对话｜加州大学罢工中的中国留学生工人：种族，阶级和劳工在美国

流伞：在加州大学罢工之前和罢工期间，中国留学生工人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Paula: 总体上来说，工资不足以及非居民额外学费 (NRST) 是中国留学生工人主要关注的问题¹。很多学生工人在暑假期间没有收入，而学校仅仅支付州内学生的学费，这使得中国留学生工人必须要在每个学季（译注：加州系统内大学大多采用学季制，每学季大约10-12周）自行支付大概5000美元的额外学费（总共15000美元每年）。一些系能为TA们的学生支付这笔费用，但我知道一些理工科和其他系的学生不得不全额支付这笔费用。此外，我还从很多理工科学生那里听到，说我们需要更多保护措施来防止导师霸凌和性骚扰。

在罢工开始时，我们有坚定的诉求。我们希望免除NRST，大幅增加工资，提供生育津贴和对残疾学生的支持。工会最初要求学校每年支付学生工人54000美元，这意味着一个九个月雇佣期的工资可以达到43000美元。很多学生写信给谈判小组希望阻止TA们进一步降低我们的诉求，但最终谈判代表妥协为每年43000美元（即每九个月32000美元）。到最后，校方并没有接受任何这些提议，仅仅提供了7.5%的涨幅（每年工资25000美元，在2023年十月前增加到大概29000美元）。一些人称之为惊人的历史性涨幅。免除NRST的诉求被完全驳回，因为谈判小组仅仅在新的合同中稍微修改了当前的NRST条款。

Yiwen: 大多数的诉求，比如生活成本调整（COLA），医保，育儿津贴，职位保障，课堂规模等等，是国际生和本地生共有的。同时，国际生有各种属于自己的诉求，被讨论得最多的是免除NRST（非居民补充性学费，详情见此处），此外还有托福费用免除和工资迟付问题（见详情可见UCI政治系在罢工前撰写的文档）。

流伞：你认为中国留学生工人在美国学术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Yiwen: 身处美国学术界中的中国留学生工人和其他的移工有一些相似的劳动条件，大学（在美国社会中）的主要角色是基于市场需求生产一个稳定的劳动力，美国学术界（以及大多数现代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可以基于此看成是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的一部分，因为资本主义这个危机生产机器的基本逻辑是最小化再生产成本、最大化利润，以及从全球南方攫取廉价和免费资源输送到全球北方，同时将系统危机产生的成本交由全球南方承担。我们可以从至少三个方面来看中国留学生工人如何成为美国境内的“全球北方里的全球南方”。

首先，本科国际生普遍性地缺乏支持体系，因而TA们经常需要向同是国际生的研究生助教寻求非正式的帮助，国际生助教们因此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补充大学的资源缺位。吸纳更多的留学本科生进入西方大学、并收取更高的学费已经成为西方高等教育对当下普遍的财政危机的应对措施，但是更高的国际生学费带来的却是匮乏的体制性支持，这生产了一个很难在学术上获得成功的“摇钱树”阶级，本科生因此依赖其他国际研究生的帮助，然而这也给国际生助教添加了更多在原有工作之上的情感和智识劳动。第二，各种针对留学生的排外政策折射了留学生在美国学术劳工市场的象征地位，部分工会员工表示，加州立法者意图缓慢减少非加州学生的招生量，在美国政治压力的作用下，非居民学费（NRST）的问题从来就不在此次谈判的议事日程之上。为什么大学和州政府都认为国际生需要“付钱上班”呢？我们需要将加州大学系统视为一个经济机构以理解这个问题：从二十世纪末以来，美国的博士项目有两个同时发生的变化，一个是越来越不稳定的就业市场，另一个是越来越多地吸纳有色人种和国际学者。中国国际生在近三十多年来增速尤为迅猛，然而对于中国研究生工人来说，由于缺乏前一个年代美国学术工作相对稳定和有保障的集体记忆，财务不稳定和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成了常态，更重要地，学术机构有隐性的种族化的“模范员工”文化，而亚洲学者常常被期待扮演这个角色。

最后，从一个更积极的视角看，我认为中国留学生在营造和维护社群上有非常独特的角色，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不稳定性使得大家生发出一种共同的诉求，在留学生中间发展出了不少以“学者-活动家”身份为核心的社群，譬如中国留学生与行动者网络、结绳志、离离草等等。在加州大学系统研究生罢工期间，跨越十个校区的中国国际生联结起来建立了组织者网络，这个小组做了大量的文字宣传、信息共享、国际生工人政治教育、工会成员民主组织等工作。

另外，这个网络中的许多组织者也都积极地联结此次罢工与其他工运和社会运动。针对此次工会领导层在谈判期间的一些不民主操作，我和其他八位来自不同校区的国际生工人一起组织了一个名为“我们在这儿”的社群论坛，联结国际生、其他非美国公民身份的学生工人、残障正义小组、原住民小组、有其他无偿照料劳动的好工人等，共同讨论被边缘化的各种不公议题。我们做社群组织基于两个基本愿景：帮助和支持国际工人生存，以及开创反新自由主义大学的边缘工人组织空间。

流伞： 你知道绝大多数的中国国际学生最终如何对此合同投票吗？如果有明显的趋势，你认为为什么有这样的趋势？

Yiwen: 我并没有中国国际生投票结果的数据，但圣芭芭拉分校的朋友们在罢工第四周时做的这个调查可以作为参考，里面的国际生参与调查者数量可观。从我个人的观察看，比起比较愿意发生的投反对票的中国学生工人，中国国际生社群中还是有为数较多的沉默的大多数，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不太发声的工人的投票意向为何。

这次积极参与组织工作和参与罢工的中国国际生已经远超过往了，但离组织其大多数的中国研究生，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有三个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积极参与者为何比起不表态的中国学生少。

首先，虽然中国留学生在加州大学各个校区中都占国际生的多数，但往往并不是最积极的一部分，这里面有社交圈子不同、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日程安排紧张等原因，这意味这加入游行队伍、参加工会例行会议、与其他工会积极分子讨论策略、向工会领导层提出透明化诉求等等都不在TA们的舒适圈内，或者不是TA们的优先事项。

第二，大量的中国留学生都隶属STEM学科（科技、工程、数学等相关，即理工科），而理工科工人的组织工作，尤其对于UAW 2865来说，是一个策略难题和争论点，对于中国理工科学生来说，很多繁琐的信息难以即时传递到TA们那里，尤其和人文社科学生相比，TA们的工作性质意味着罢工大概率会缓慢个人研究的进度，TA们更需要策略和讨论空间。

并且历史上，学校和工会官僚都经常利用对理工科和人文社科学生分而治之的方法，这使得“如何组织理工科同侪并说服TA们做好长线罢工的准备”成为核心问题。中国留学生工人组织小组尝试了不同的办法去创造协作和共享的空间，例如将罢工相关信息翻译成中文、创建不同校区的微信小组、共同编辑问答文档、创建并分享STEM工人罢工宣示等。

第三，我还希望在这里提一提身份政治在UAW 2865官僚²领导层的极化宣传中是如何被利用的，这在罢工后期尤为明显。在一封给《洛杉矶时报》编辑部的信中，我记录了工会成员对UAW本地执行董事会不民主操作的抗议时间线，其中就包括了样板主义（tokenism）的问题。UAW的保守派（通常被称为“行政派”）经常使用谈判小组成员的某些边缘身份（例如留学生、残障人士、跨性别人士等）来为TA们谈判中伤害边缘群体利益的退让行为背书。

Yueran: 尽管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表明中国学生工人具体如何投票的，但有几个指标可以说明中国罢工者在伯克利的投票情况。不仅仅在微信讨论群中对合同表达的情绪绝大多数是负面的，而且在整个罢工期间活跃的中国组织者最终都在组织投“反对”票。一些理工科的组织者报告说在TA们系里，绝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但TA们组织的中国学生工人是投反对票的最大群体。并且其中一些系里，中国组织者是为数不多的——如果不是仅有的——公开的投反对票运动组织者。这些都不是确凿的证据，但是的确可以看出反对票在伯克利的中国罢工者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中国学生工人在罢工前就已经组织了很长一段时间。伯克利是少数的几个中国人组织者网络和文化在近几年持续发展壮大的校园之一。当我在2018年刚开始组织工作的时候，我对交谈过的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所表现出的冷漠程度感到不知所措（这种冷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Yiwen所指出的因素）。然而，尽管这里的组织工作是如此的艰难，近几年来逐渐浮现出了一小部分中国组织者。这些组织者有机地嵌入到了TA们各自的院系里（特别是物理和数学），因此可以将TA们的中国同事组织起来，并帮助辨识和发展更多相邻系里的中国组织者。³

拥有一个小规模提前存在而稳固的中国组织者网络意味着，在罢工中我们可以输入其他新近动员起来的中国工人去进行更多的组织工作，并且我们也能够及时掌握相当一部分系里中国工人的情绪。这使得我们能够推进长期的、可持续的罢工策略，以及最终组织投反对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利的中国组织者团队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大部分来自于理工科。

流伞: 美国高等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现在依赖于没有资金支持的国际学生的学费，TA们支付的高昂的非居民费用是学校运作预算的核心。在你的经验中，这种“富有的中国留学生”的刻板印象对于组织工作有任何影响吗？

Paula: 我不知道外人怎么看我们，但即使是在我们中国学生中，很多人也仗着自己宽裕的经济条件而感到理所当然，并不希望参与到罢工当中。TA们只想投赞成票。TA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找到我们说，你们看看2024年的涨幅，那相当多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满意？对TA们来说这的确无关紧要，但是我必须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这是为了那些最弱势，收入最低，并且没有家庭支持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投反对票。以目前的贫困水平工资，TA们的生计甚至难以为继到2024年。 

UCSD的中国学生已越来越割裂。即便你不是非常富裕，只要你能够来到这里，那么你一定在中国享受着一定程度的特权。一些人非常同情TA人的反抗，而另一些人则以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态自我中心地关注于自身利益：如果你没有优越的生活，那一定是因为你缺乏能力或者没有适应这个压迫性的体系。在我看来，中国学生之间的分化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志同道合的中国学生在罢工当中找到彼此，汇聚成一股力量。我们将会继续我们的行动，而很多的精英们将继续保持TA们的样子。在扩大接触范围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中国留学生能够将TA们对社会正义和不平等的理解从“这对我有什么意义”转向为对所有人的激进正义思想，那我们就可以改变这种态势。

Yueran: 我认为这种“有钱中国留学生”用学费养活了美国大学的传统刻板印象通常适用于本科生。在研究生中，不稳定的经济状况是一个普遍的现实。我已经在伯克利担任工会组织者将近五年了，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生活不贫困的中国研究生工人。

一些中国工人的确说TA们对合同感到满意并投了赞成票。但我不认为TA们这样做是因为TA们很“有钱”或者“享有特权”。相反，我认为这是因为TA们的期望实在太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意味着，包括你老板在内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机器都在努力降低你的期望，使你认为自己一文不值，因此对老板施舍的一点点恩惠心存感激。因此，劳工组织的艺术在于提高工人的期待，并使得工人相信如果TA们为之反抗抗争，TA们就配过上真正有尊严的生活。

在罢工过程中，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帮助一群激进的组织者（主要在人文院系）推动长期可持续的罢工策略，还有与理工科的工人谈话，TA们中的很多人对这样一场罢工毫无准备。一些理工科工人的薪水确实要比文科高很多，但就算是理工科的薪水也绝对达不到生存工资的水平！正如我所说，对于理工科的工人，我们应该侧重于提高TA们的期望和传达权力分析，以便向我们的同事阐明：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拿到真正的生存工资，并且我们有力量去争取并赢得它（通过有效的罢工策略）。归根结底，大部分工人持续参与劳工抗争是因为TA们觉得这与TA们个人利益攸关。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个人利益取决于组织者在工人中培养出的胆识，使得TA们抱有高的期待值并且拒绝接受任何低于TA们价值的开价。如果没有此等的自信和力量，那么自然许多工人会对老板所乐于给出的任何边际性提升感到满足。并且实际上，我们工会领导层赢得合同“赞成票”的策略恰恰就是依赖于工人期望的降低，并且迫使工人相信TA们不值钱，也没有能力在议价中取得胜利。

Yiwen: 对于很多开始经济独立的研究生来说，虽然TA们原本的经济背景有差异，但在学界工作的这种不稳定性给了大家一种身处同一战线的感觉，但我不确定这种原生家庭阶级差异是否影响了最终的投票结果和我前面提到的沉默多数的问题，在我自己在尔湾分校做罢工力量调查的经验看，“有钱的国际生”确实是需要多加动员和组织的群体。

加州大学系统和工会领导层都用一种非常个人主义的话语来描述合同谈判，因此工人们常常以自身经验出发来评估合同好坏及投票，而不是从最边缘和困苦的同侪的处境出发。如果想要打破这种原子化，我们就需要对抗这些叙事的团结话语，强调紧迫感和道德压力，并不断地分析和反驳富裕学生所容易陷入的意识形态陷阱。

流伞: 中国的留学生群体在与研究生行动组织或UAW接触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 在中国留学生群体内组织行动的过程中有哪些挑战与心得?

Yiwen: 一个不局限于中国学生的困难在于，UAW 2865的运作并不十分透明。从我个人的经验看，组织委员会的会议对很多普通成员来说并不友好，其中包含了很多令人困惑的术语和自上而下的官僚式组织方式，这很容易让留学生们望而却步，尤其是在美国校园文化中已经感到边缘化的学生工人。我自己即便在谈判之前已经非常积极地参与工会的各种会议，还是时常不清楚工会选举的日期、部分工会管事是通过什么流程被选出来的、一些组织策略是怎样被决定的、如何提高工会普通成员的决策权，等等。

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些事项都是系统性地被模糊化处理了，回头看，至少在尔湾校区，各种工会日常组织都包含了守门人行为（gatekeeping）和对激进声音的排除，这进一步加剧了保守派的控制和工会地方内部章程的实质无效性。

这里可能没有足够的空间详述UAW 2865的政治历史，但简单地概括就是，除了2011年到2016年AWDU（学术工人为民主工会）的短暂领导外，我们的地方工会已经在保守派的控制下运行了几十年。虽然AWDU的组织策略有待商榷，TA们的过往成员还是在公开教学活动中向工会成员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梳理了各种地方内部政治，以及为何当下工会成员难以在工会决策中发挥作用。在先前的公会AWDU失去领导权后，保守派彻底从之前的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t）组织模型转变为全新的、自上而下的民粹模型。简单说来，虽然保守派将“教育、鼓动、组织”作为核心口号，TA们实际上只组织而不教育工人。

这种组织策略包含绝对多数主义、虚假信息散播、身份政治的反向利用、离间式的政治话语、自我受害者化等等。举个例子，工会官僚此次经常运用的一个话语策略是区分“专业的”工会主义者和“激进的“反工会主义者。这一策略在学术工人中有不少的受众，因为它制造了工会管理的法律专家、科学理性、现实主义的形象，与极度政治化、“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主义非理性少数派形成鲜明对比，继而似乎更可信一些。在这次罢工期间，这种二分法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和迷思功能，将工会领导们置于难以挑战的道德和智识高地上。

尔湾分校的团结小组撰写了一份此次罢工的核心经验教训，以及一份非常全面的资源档案，以供未来的工人集体行动参与者和组织者参考，作为这个小组的成员，我非常相信自下而上组织基层成员的重要性，这对保守派的策略有不小的反击作用。UAW的基层成员们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提出民主化诉求，譬如要求领导层选举一人一票，更多保留组织记忆的工作应该被延续，以让下一代的研究生工人有可参考的材料。

我们可以持续地巩固基层工人在工会中的力量，通过积极参加工会会议来不断地提出透明化的诉求、对腐败的领导层进行监督问责、组织工人政治教育活动（涉及合同细则、工会政治、以及反资本主义政治等），这次的罢工给普通工人提供了为未来斗争做准备的宝贵机会，也使很多跨校区的基层组织者得以认识彼此，构建工会之外的互助社群和非正式的组织网络。

Yueran: 作为一名长期在加州大学以及其他美国大学进行劳工组织的人，我了解在中国留学生工作者中进行组织工作的困难——对劳工行动普遍性的麻木，犬儒和恐惧，无不反映了中国国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新自由资本市场等集权制度所产生的文化效应。

正因此，从微信群中的积极讨论、纠察现场到场的留学生和随处可见的中文标语，到中国留学生在组织各自院系学生们起到的的关键作用，我被中国留学生工作者们在这次罢工行动中的积极参与深深打动了。经年积累的组织架构在此次事件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我们也要对工会领导层和雇员组织者过去几年（漫不经心的）培养中国工人-组织者并提供支持TA们行动的资源予以肯定。

组织者们甚至制作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以通过像微信这样的数字平台来在多个校区分享信息并为即将到来的罢工造势。罢工开始后，这些微信群与其他沟通方式在分享信息及进展外，还为中国罢工者们提供了一个促进社群感、信任以及汇聚力量的渠道。工人们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罢工，而是能够在投入罢工行动后加入一个庞大的、互相帮助的中国工人群体。

我同意Yiwen所阐述的，现在的工会领导层使用了一系列叙述和操纵性手段来误导、吓唬工人，以让TA们接受妥协性的策略。同时我想强调，至少在伯克利，工会的领导层以及和TA们共事的组织者们对相当部分的学生工人群体有广大的撼动力，因为学生工人们十分信任并尊重TA们。而这种影响力也来自于多年的积累，因如今被认为是工会领导层保守派的组织者们都一度用大量时间来联络多个院系（特别是理工科）的工人成员，并与TA们建立联系。

通过切实的办公场域以及院系行动，这些组织者们逐渐建立了TA们作为工人利益忠实的发声者以及捍卫者的大众认知。在伯克利的诸多院系，大多数的工人都对条款投下了“赞成”票。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些系里的领导组织者们，作为谈判小组中的绥靖派，或是接受了工会领导层指派的有偿兼职，常常在TA们的同事中积累了很高的威望。这一切都表明一个既有的，在各个院系中自然发展的中国组织者网络尤为重要。这些情况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中国工人会在“赞成”票占据主流的伯克利各院系形成发出反对声音的小圈子。

一个既有的组织架构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因为很多华语行动组织空间不会受到工会领导层的监察，且能在中国工人之间建立直接信任，组织者们能够动用这些空间来进行更为独立、对工会领导层的策略更具批判性的行动组织。⁴

Paula: 在人文学科中，文学、历史、哲学和认知科学等都形成了各自的纠察示威。在这些示威现场，国际生与本地生十分的团结，关于NRST的讨论一直在持续。在我的经验中，一部分理工院系的中国学生说TA们感到了外联的困难，并感受到自己在系里被孤立了。有时，中国学生不一定能够欣然走出自己的社群来向外拓展，这也是为什么工会中的组织者急需有意地向这些学生伸出触角。在国内的学校时，我们并没能得到同样的关于社会正义以及劳工权益的教育。对于在理工院系内的中国学生来说，甚至在离开中国之后，TA们也未必有（与人文社科的学生相比）类似的机会去了解这些文化符号，去和本地学生讨论这些话题。

在我看来，中国学生们普遍对合理的薪资缺乏概念，也可能不会发觉TA们正在遭受剥削。TA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份糟糕的合同，但低薪资和剥削是研究生的宿命。我对我能拥有的已经算满意了。”这种意识的匮乏促使剥削在不被质疑地持续着。在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鲜有人对剥削或是现状的合理性提出疑问，而是会将这些压迫内化。TA们会问，“为什么你不能咬咬牙坚持到自己成为当权者的那一天呢？”而不是质问这是否是世界该有的样子。

对我来说，圣地亚哥分校是最两极化也最保守的校区，从投票的结果中便可见一斑。很多坚定的反对票想要继续为最没有保障的群体争取权利，而另一边甚至不愿意与我们进行对话。虽然有可以联络到这些学生群体的渠道，可是这些渠道包含了很多假信息。我在登门拜访还未下决定的国际研究生时发现支持者们已经造访过，并劝说TA们投支持票。这些学生说这将是一场大胜，还说薪资将有大幅提高。国际生们对工会的信任让TA们不会去验证所说是否属实。

但那些真的去验证消息的人发现条款并没有TA们被宣传的那样好。比方说，UAW派发了很多声称会有80%薪资涨幅的传单，但并未提及涨幅要到2024年10月才能实施。我认识一个在家乡有丰富劳工组织经验的国际博士生，但这一次，在加州，他认为这里的生存条件过于苛刻，因此他可能不得不退出他的博士项目并回国。这些人无法等待到2024（以谋求在下一轮谈判中得到更优越的条件，如支持者声称）。

流伞：你怎么看待这次在美国的罢工与国内学生应对劳动和薪资剥削的行动之间的对比？国内的青年及劳工群体白纸运动与加州大学内数量众多的中国国际生的诉求中，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共鸣或是重合之处?

Paula: 在圣地亚哥，学生们对罢工的看法映射了TA们在国内语境的立场相当一部分学生属于精英阶层，并来自一个国内的特权阶级，所以TA们对剥削本身就缺乏系统性的认知。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其他体制的独裁社会主义国家和所谓“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似之处——精英阶层占据了政治与经济领域，并从既有的社会秩序中获取最多利益。中国与美国的权力体系都无法解决不平等问题，而是创造并维系着一个阶级化的社会。这就是其中的共鸣。

不过我们曾一度试图把加州大学的罢工相关的信息传回国内。我向国内的一些学者们请教了通过报纸来宣传加州大学罢工中的草根声音的可能性。TA们说由于当下中国媒体界的自我审查，这件事情会十分困难。这样子的罢工可能会让劳动阶层产生疑虑，并可能在中国引起骚乱。最终，我们只能选择通过微信公众号传播。

Yueran: 一个与国内联系起来的共性，是资方将“学生”这个身份被刻意利用以隐瞒和正当化工作环境下的重度压迫。学生工人们的劳动成果被他人用以牟利，以致无权得到公正的、有尊严的对待，因为TA们并不被认可是真正的“工人”。这种操作同时存在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下的研究生工人，以及国内被专科学校送进工厂流水线的学生工们。在加州大学的罢工行动，以及国内学生工的发声中，我们可以见证学生们看穿自己学生身份的幌子，继而开始要求得到作为工人应有的待遇这一过程。我们的罢工行动步入十二月时，我也开始密切关注国内医学院规培生，其中不乏与我们相似的一些态势。

Yiwen: 中美的劳工政治有不少交叉之处。一方面，许多人在游行标语中引用了二十世纪中国工人的语言，譬如“劳工神圣”、“团结就是力量”等，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当代关于劳动的网络语言，譬如“我们都是摸鱼人”、“我们都是罢工人”、“我们不是打工人”等等，这些更接地气的语言可以一下子吸引校园里路过的其他中国学生工人。

另外，来自中国的学生工人和美国本地人在劳工议题上都一样肯发声，有时甚至更为坚定。当然，一个显然的差别在于，留学生们很难作为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介入到美国劳工领域中。

另外比较不明显的一点是，回头看，和加州大学各个校区内各种针对罢工议题的政治极化（策略上、投票意向上等）相比，中国留学生组织者内部并没有产生撕裂，保持了一个较为健康的讨论环境。罢工之外的政治立场差别并没有导致内部分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组织者们自己下意识地不讨论罢工以外的“分裂性议题”，而优先考虑罢工本身的现实紧迫性。

流伞：加州大学体系各个校区不同的状态导致了不同校区中迥异的经验。你们是否愿意分享一些在你们校区的罢工行动中独有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对未来的抗争意味着什么？

Paula: 好的。旧金山，伯克利与洛杉矶分校和其他分校的薪资分级有所不同，而其他的分校并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情况的解释。在校际分级以外也存在着其他的分级制度。在所有的加州大学校内，GSR (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er, 研究生研究助理)的等级都有区别，同时各个院系之间也存在差距。比如文学与人文社科一般都属于较低的等级，而计算机科学和神经学则在9级或是10级。在我联络的过程中，我在与一部分学生的交流中发现TA们对自己增加的薪资相对满意。

对于助教来说，甚至到2024年我们的情况改善仍然不乐观。同时，校方也为助教制定了一个新的分级。当你有两年以上经验时，你会得到更多薪资。当然，部分有经验积累的助教对涨薪是满意的，但是那些新来的，最没有保障的助教就被冷落了。通过制定这些分级，加州大学和UAW把我们置于一个彼此对立的立场上，因为那些得到涨薪的人在满意后便想停止罢工，而那些被冷落的人并不这么想。

我们通过了草根的联系方式，例如Discord和Signal，来向朋友们和各个部门表达投反对票的理由。但是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认为“如果你觉得钱不够就去开Uber或者投资房地产”的支持者。我连在La Jolla租一套公寓都够呛，所以我得去买栋房子？同时，有很多有色人种的学生的家庭没有合法证件，还有寻求政治庇护的学生，亦或是来自战乱地区的难民。TA们无法从家里得到经济支持，所以当TA们无法得到足够的薪水时，TA们将不得不离开学校。

我们在圣地亚哥分校获得的一大胜利就是草根联络。在人文社科的纠察现场，我们开启了一个募捐项目。首先，我们用自己的捐赠搭了一间户外厨房，并给任何食物不足的人，无论是罢工者或是本科生，提供食物。学生们想捐多少就捐多少，甚至是一美金也没问题。在提供这些一美金食物期间，一些我甚至不认识的中国学生在微信上加了我，并表示自己可以捐赠食物，包括大箱大箱的土豆和火鸡腿。这其中的很多学生可能并不常在抗争中发声，但TA们愿意参与进来，而食物是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一种绝佳方式。

这可以是一种将我们在这次罢工行动中的收获传递给未来的罢工者的方式。在罢工行动结束后，我们还有足够让我们继续这个互助项目的资金，而我们也愿意为了罢工没有充足回应的、最没有保障的一批人的诉求而继续下去。愿意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活动的人可以看一看我们的Instagram。上一周，我提供了罢工后的第一顿午餐，而且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

Yueran: 伯克利长期以来一直是工会领导和Staff Organizers的“堡垒”，这也意味着学生工人们在TA们的架构下十分地组织化。所以，伯克利的学生工人们实质上被大量地组织起来并对批准罢工投出了压倒性的支持票，也在罢工行动的早期认真对待罢工并积极参与了纠察现场。

然而，向工会领导层的罢工策略提出质疑并呼吁采取其他措施的组织者时常受到来自和领导层立场一致的组织者的敌意。在这种局势下（伴随伯克利的薪资提升内含的分级制度），很多站在反对票立场上的人感觉十分孤单。好几个中国的组织者表示自己几乎是唯一一个（或是一个小团体）在院系内公然呼吁反对票的声音。

我对中国学生工人在罢工行动中经历的观察是对罗莎·卢森堡对于阶级意识在抗争过程中出现并成长的观点强而有力的支撑。在纠察示威现场以及网上群体中与其他罢工者共享空间这一体验本身，便使得工人们对团结这个概念有了一个清晰，切实的认知。

这种大家齐心协力对抗一个糟糕的上司（以及后来愈发不受督查的工会领导层）的经验，让工人们拥有了对阶级斗争的一手认识。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份萌芽于此次罢工行动的阶级意识，让许多中国学生工人对其他工人同伴的抗争，比如在罢工行动第二周爆发的郑州富士康员工抗议，产生了强烈的同理心。这些教训在罢工的后期变得十分刻骨铭心，尤其是当工人发现TA们必须搞明白，如何在持续提出诉求的同时与多方敌人（TA们的上司以及工会的领导层）对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