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USC研究生工人组织委员会成员Rao

USC的研究生工人投票通过第一份合同。图片来源UAW/news.

Promise Li：在谈判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为什么国际学生尤其感到不满？你们都面临了哪些阻力，又是如何组织那些对临时协议持保留态度的人的？

Rao：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希望工资涨幅更高，因为新合同涵盖的加薪幅度仍低于洛杉矶的生活工资水平。许多人也希望能减少自掏腰包的医疗费用，增加医疗保险范围（尤其是牙科保险），但合同并未能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还希望为新入学的国际学生提供更好的支持，因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在国外生活。但我们被告知，由于新入学的学生尚未加入工会，这些需求无法进行谈判。尽管如此，我们仍设法在最初的提案中增加一些基本需求，比如要求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更多专门的工作坊（译注：比如介绍美国医疗系统，如何用学校医保在美国看病）。但谈判团队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表示工会可以提供这些服务。

我们也希望改善与签证相关的文件处理过程。负责我们移民文件的国际服务办公室（OIS）人手不足，我们曾考虑要求USC为该办公室提供更多资源。但我们被告知，这不属于可谈判的内容。于是我们尝试建议加入“确保学校承担因签证文件错误导致的财务损失”这一条款，但谈判团队后来也放弃了这个建议，称该事项已受到保护，我们可以在日后通过申诉程序解决，并举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一个例子。

但当我们试图明确学校是否会承担因文件错误引发的财务损失时（例如导致我们无法正常领到工资），谈判团队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最终，我们成功让学校每年承诺向一个基金拨款1万美元，用于协助国际学生解决签证问题。但我个人认为，这与我们的初衷不同，我们的目标是让学校承诺无论代价如何，都不将其错误的成本转嫁给国际学生。

但更大的问题与工会民主问题有关——我们对决策过程也感到不满。当谈判团队放弃我们最初的诉求时，谈判桌上只有一名国际学生。而且这名学生只在谈判团队工作了一周，并未参与早期收集国际学生诉求的阶段。我们认为，关于国际学生诉求的任何决策都应该通过与更广泛的国际学生群体讨论来进行。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国际学生的参与程度很低。

此外，提案草案并未与普通工会成员共享讨论，而是在提交给USC时才对工会成员公开。我们中的一些人试图通过微信向其它中国国际学生持续分享谈判进展，因此许多同伴都知道谈判团队对原始工资提案作出了让步。当一些工人要求谈判小组作出解释时，他们被告知，降低提案要求是为了向USC表明我们愿意妥协。希望通过降低我们的要求，学校可能会给出更好的提案。但大家并未得到任何关于底线的明确答案。

一些国际研究生工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向学校妥协的谈判策略。有人使用中国革命时期的一个术语来形容工会的谈判方式：“右倾投降主义”。我们试图通过开展调查和传播由一位美国本地学生起草的请愿书来推动谈判策略的改变。许多中国国际学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这项工作失败后，一些人开始抱怨这种决策方式并不民主。

我并没有太多时间来组织反对临时协议的投票活动。但中国国际研究生工人中确实存在不满情绪，所以我和一些人试图鼓励他们进行组织。我希望我们能将这种情绪转化为行动，因为如果没有行动，他们的不满可能会让他们进一步疏远工会。

我并没有要求他们以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而是鼓励他们以一种让他们自己感到有力量的方式进行活动。我认为这是为打破USC自上而下的工会组织方式的一步，在那里，每个人都使用同一套话术，为同一个目标服务。当然，我仍然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工会组织策略，但尝试鼓励他们分享自己的组织策略。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并继续参与工会组织。

Promise Li：USC的工会运动出现在美国高等教育劳工斗争的新一轮高潮中。正如我们在去年的加州大学罢工中所见，这些斗争也展示了工人之间在战术和政治愿景上的内部分歧。一些人希望争取更好的合同，或围绕更广泛的政治议题进行倡导。您从其它高等教育斗争中，尤其是从其它国际研究生员工和USC之外的劳工激进分子那里学到了哪些相关经验？

Rao：通过回顾和反思我们自己的运动，并与其它大学的中国国际学生交流，我们发现，这场运动中存在着深刻的弱点。

我们的谈判团队表示，他们从去年的加州大学罢工中吸取了教训，当时工资提案直到罢工开始后才被逐渐妥协和降低。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更加让步的策略：在整个谈判期间不断降低我们的工资提案，鼓励人们不要抱有太高期望。谈判团队成员并未明确底线是什么，当人们询问时，我们得到的答案都很模糊，比如“尽量多争取”、“人越多，力量越大，结果越向我们倾斜”、“结果将在USC和我们的提案范围内”以及“更多的力量会推动结果向我们倾斜”。我认为这种策略是有效果的，合同被投票批准通过的结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在与成员的一些一对一交谈中，我意识到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在谈判桌上的工资提案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如何被下调的。在谈判更新中，直到协议最终达成之前，工资提案的细节从未被提及。我认为这是许多人轻易接受结果的原因之一。

国际学生需要建立自己的独立沟通渠道。我们有一个相对成功的微信公众号，用于分享最新动态。我们通过微信向其它国际学生提供了谈判过程的最新消息，因此更多的人注意到某些最初的诉求被放弃了。我们在提交工会选举之前就开始建立国际学生委员会。最初的计划是按语言或国籍分小组，每个小组都专注于用母语组织来自自己国家的学生员工。但现在只有中国小组在委员会中仍然非常活跃。国际学生委员会还有自己的邮件列表，但后来被我们的谈判团队接管了。

我们还可以与其它国际学生团体和非国际研究生工人建立更多联系。强化基层网络对于培养员工的激进意识至关重要。

我们还应该从一开始就更加强调工会民主和独立批判性思维的原则。在选举之前收集工会卡片时，许多国际学生表示他们担心工会是否会民主。我试图向他们清楚地解释这个过程，并告诉他们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有权投反对票。我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合同批准投票中投了反对票。我们不应该仅仅收集签名或“赞成”票，而是应该利用每个机会向员工普及工会化的过程，并鼓励他们进行批判性思考。

我还意识到，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社会正义工会文化，以支持被边缘化的工人。这种文化应鼓励工人将工会组织视为一个抵抗各种压迫性身份交织的场所。一些更保守的组织者经常谈论“优先事项设置”，并鼓励工人专注于“可实现的”和“多数人关心的”诉求，例如“更高的工资可以让每个人受益”和“争取尽可能多的核心诉求”。类似的策略也被用在了加州大学的组织中。UAW教导会上（尤其是42:55开始）前UAW 2865的黑人跨性别激进分子Blu Buchanan很有帮助地解释了行政派别使用的这些战术。

另一位组织者Beezer de Martelly提到，在2014年的谈判中，有人被告知，由于各种技术原因，他们无法就性别中立厕所进行谈判。但他们后来为之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视频的14:43）。支持BDS（抵制、撤资、制裁运动）的决议也是如此。在加州大学的工会中，人们推动在校园内通过BDS决议。在某个校园，他们被告知无法抵制自己的工会成员（一些武器制造工厂也和加州大学附属与同一个工会）。然而，学生工人成功地推动了几个其它校园通过了BDS决议。我觉得这些理由与许多国际学生的诉求无法进入谈判桌的原因很相似（包括那些甚至不需要改变现行法律体系的诉求）。

这是UAW中的惯用伎俩。关键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多少力量来打破这种官僚体制。我们需要找到继续动员的方法，即使某些诉求可能无法从法律上进行谈判，我们仍然应该围绕这些诉求组织起来。让大学在拒绝我们的诉求时留下记录！

我想引用一位组织者的话，她问道：“谁定义了什么是‘基本需求’？”“基本需求”可能因不同边缘化身份的员工需求而大不相同。对于那些在工作场所感到不安全并希望警察离开校园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基本需求”吗？

Promise Li：对于那些在合同上投了反对票的人，未来还有组织计划吗？特别是对于中国国际研究生工人的工会参与，您看到的挑战和可能性有哪些？

Rao：我认为组织那些投了反对票的人会很困难，但仍然有必要组织所有人，并且仍然有很多机会围绕社会正义进行组织，并为其它工作场所问题（尤其是与歧视和职场欺凌相关的问题）建立支持网络。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许多中国国际学生抱怨谈判过程缺乏民主。官僚主义的战术加剧了这些问题，包括利用代议制民主来排斥更激进的声音和诉求。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会改革者推动了更直接的民主，让工会成员可以对工资提案的变更和其他事项进行投票。我认为这会吸引许多不习惯被代表的中国国际学生。有些人可能认为许多中国国际学生反对工会，但根据我的经验，他们具体反对的是官僚主义的工会，这些工会无法充分为他们的诉求辩护。

• Rao是一名中国国际学生工人，也是USC研究生员工组织委员会（GSWOC-USC）的成员。ta参与创立了该工会的留学生委员会和 GSWOC-USC 改革核心小组。
• Promise Li是《Tempest》成员，也是洛杉矶 SEIU Local 721 的成员。他积极参与国际团结工作，与香港和中国的运动合作，并在洛杉矶唐人街进行反中产阶级化和租户组织。他之前还曾以研究生工人的身份积极参与普林斯顿研究生联合会 (PGSU) 的工会运动。